日本车企因稀土停产? 中国爆肝 30 年让锂电市占率冲上全球第一!

六月五日，外交部召开例行记者会，有日本记者提问称，因中国稀土管制，日本有车企已停产。我方回应指出，相关措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不针对任何国家。

反观美国，今年三月出台《与依赖外国对手电池脱钩法》，明显针对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

其中，电池是关键，直接压制电池，必然影响电机发展，论策略美国并不占优。 值得注意的是，电池技术本是西方传统强项。

1996年瓦森纳安排成立时，便将高能电池列入管制清单。当时原电池能量密度为480瓦时/千克，二次电池（即锂电池）仅150瓦时/千克。彼时，比亚迪方才成立一年，宁德时代则还未诞生。

2019年，美国科学家古迪纳夫、惠廷厄姆与日本科学家吉野彰还因在锂电池领域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但中国锂电却实现了逆袭，迫使美国一边通过瓦森纳安排禁止向中国出口高能电池，一边立法限制从中国进口电池。

这一逆袭的起点，要追溯到1976年。 1976年，中科院派遣陈立泉赴德国马普所交流。访学期间，他发现马普所几乎全员投入氮化锂研究，这是一种超离子导体，可用于制备能量密度远超当时铅酸电池的固态锂电池。

正值全球石油危机，各国都在寻找石油替代能源，陈立泉意识到固态锂电池的战略价值，随即写信向中科院申请转行。中科院同意其请求，但要求他先完成原计划的晶体生长研究。

陈立泉仅用5个月便完成了原计划1年的任务，如愿转向固体离子学研究，时年36岁，这个在当下常被视作职业危机的年龄，他选择了重新出发。

1978年，陈立泉回国后创立中国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组织召开首届中国固体离子学讨论会，并推动成立中国固态离子学学会。

此后，固态离子相关项目先后被纳入国家“六五”“七五”计划。1987年，固态锂电池项目进入首个“863计划”；1988年，陈立泉团队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

同期，他还参与了赵忠贤团队的高温超导项目，并凭借该项目于198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尽管物理所率先研制出固态锂电池，但距离商业化仍有差距。

在诺奖得主吉野彰的推动之下，日本索尼公司于1991年达成液态锂电池商业化。面对此局面，陈立泉做出关键决策：其一，跟进液态锂电池研究，加速商业化进程；其二，坚持固态锂电池研发，为行业转型储备技术优势。

当时科研经费紧张，锂电池研究又远不如超导等领域受关注。即便如此，陈立泉团队仍搭建起实验室级生产线，虽与手工作坊无异，团队成员却亲自参与生产，摸清每一个环节。

1995年，我国首支圆柱形锂离子电池问世。次年，此电池经中科院专家鉴定，性能达国际先进水平。而1996年，瓦森纳安排恰巧将高能电池（含锂电池）列入管制清单。

面对技术封锁，中国自有发展节奏。1997年，我国建成年产20万只18650型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坚持“自主技术、自主设备、自主原材料”为主的原则。

同年，陈立泉团队首次提出将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后续又研发出“元宵”“鱼皮”“花生”等结构的纳米硅材料，这些技术在20年后逐步投入应用。

1999年是关键转折年。受中科创投董事长张云岗之邀，陈立泉参与了ATL（宁德时代前身）成立论证会，且受托为ATL培养两名在职博士生。

最终仅一人通过考试，此人正是后来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同年，曾毓群等人在陈立泉指导下创立ATL。

2005年，ATL（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被日本TDK（企业）全资收购，原核心团队二次创业，于2011年成立宁德时代（ATL转型为消费电子电池企业），政策东风加速了产业崛起。

2009年起，我国推出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在巨大的下游需求拉动下，2014年中国锂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跃居全球第一，成为行业翻身之年；2017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销量登顶全球（此前已连续3年进入全球前三）。

此时比亚迪已上市，且上市前便获得巴菲特投资，锂电池市场份额虽已稳固，但资源安全问题仍悬而未决。 锂在地壳中的丰度仅0.0065%，且主要分布于南美“锂三角”（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澳大利亚。

若锂资源无法自主可控，再大的锂电池市场也只是空中楼阁，甚至可能重蹈钢铁、石油被“卡脖子”的覆辙。

为此，国内企业开启“全球抢锂”行动，天齐锂业2018年以5倍杠杆收购智利SQM股权，一度濒临破产，最终通过A股上市才得以脱困；赣锋锂业同样积极布局海外资源。

产业链中游的锂电池企业也在寻求突破。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在新能源汽车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锂资源总体可支撑3亿多台汽车全面电动化，但钴、镍资源更为稀缺，不能从燃油车时代的‘石油卡脖子’变为电动车时代的‘钴镍卡脖子’。”

因此，比亚迪坚持磷酸铁锂路线，避免对三元锂（依赖钴镍）的过度依赖。 但锂电池的应用远不止电动汽车。陈立泉指出：“若完全依赖锂离子电池，全球锂资源总量仍不足。”

为此，中科院提前布局钠离子电池基础研究，仅用2年便研发出国内首个钠离子软包电池和圆柱电池，并于2017年成立中科海纳。

此后，钠离子电池逐步得到应用。2019年，全球首座100千瓦时的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于江苏溧阳建成；2021年，全球首套兆瓦级相关系统在山西太原推出，我国已在该领域占据先发优势。 锂资源禀赋的突破仍在继续。

2025年1月8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宣布，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我国新发现超千万吨锂资源，储量跃居全球第二。

2025年5月26日，南京工业大学宣布一项技术突破，有望10年内将海水提锂成本降至盐湖提锂水平，海水中锂储量是全球已探明储量的1万倍以上，若该技术落地，锂资源稀缺性将彻底改变。

从资源勘探到技术攻关，各领域工作者以“饱和式救援”的姿态守护着我国锂资源安全。正如《流浪地球》所诠释的：不依赖单一路径，总有一路会成功，底气来自每一个挺身而出的奋斗者。

在所有“挺身而出”的身影中，陈立泉始终瞄准36岁在马普所转行时选定的目标——固态电池。2016年，其团队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技术”，在国际上率先解决固态界面难题，并创立卫蓝新能源推动技术产业化。

2023年，卫蓝新能源360瓦时/千克的固态动力电池交付蔚来汽车，成为当时全球量产能量密度最高的固态电池。

截至2024年，瓦森纳安排所管制的二次电池能量密度上限为350瓦时/千克，陈立泉团队已然实现超越。宁德时代实验室更是研发出500瓦时/千克的凝聚态电池。至此，中国在锂电池赛道彻底实现领跑。 回首来路，风雨终成往事。